中国文化报记者王立元报道：3月6日，记者随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赴云南“三下乡”慰问演出的队伍来到全国第一个彝族自治县——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下午1点，峨山县小街中心小学的校门口聚集着等待开门的小学生，当记者问他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儿童剧”时，上二年级的殷萧翔瞪大眼睛说：“就是儿童节。”哈尼族小朋友矣铭浩则说：“是给儿童玩的玩具吧。”山里的孩子对儿童剧没有概念，但当他们看完儿童剧《小吉普·变变变》时，立刻喜欢上了这种表演方式，还拉着演员们不让离开。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周予援提交了《关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每人每学年观看一部儿童剧和一部儿童电影》的提案。周予援建议从教育经费中划出一部分作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观看儿童剧和儿童电影的补贴，并将观看儿童剧和儿童电影纳入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教学计划。此外，他提议建立和健全儿童剧与儿童电影内容准入制度，加大对儿童剧院团与儿童电影企业资金和人才的扶持力度。

　　我会永远记住你

　　3月6日下午，《小吉普·变变变》剧组在峨山县小街中心小学演出结束后，又沿着山路来到峨山县化念小学。到达时太阳刚刚落山，学生们正三三两两在一起吃晚饭。由于很多学生的家离学校有10多公里，他们从学前班开始就要住校。看到中国儿艺的舞美人员把音响、道具搬到操场上，孩子们好奇地围了上来。

　　《小吉普·变变变》只有3位演员，他们滑稽幽默的表演不仅把孩子们逗得哈哈大笑，更引发了他们对神奇“魔法”的兴趣：他们伸长脖子、瞪大眼睛盯着演员手中的表演道具——萝卜、毛巾、小勺等常见的生活物品，琢磨着它们如何一下子变成了鸭子、鹤、小熊等可爱的动物。每当演员刚刚完成道具变化，小观众们就迫不及待地喊出变化后的动物名称。

　　演出结束后，孩子们不愿离去，趁着舞美人员拆台的间隙，他们有的拿着课本、有的拿着练习本围在演员旁边索要签名。很多小学生问：“姐姐，你们什么时候再来演出？”四年级的郑玉茹把自己画的画送给演员，上面写着：亲爱的老师，感谢你来到我们学校，我会永远记住你，我是郑玉茹，姐姐我爱你。在这些小学生的心中，这几位来自北京的大哥哥、大姐姐是最大的明星。

　　“通过多年来的‘三下乡’活动，我对深入基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个基层不仅指中小城市，更是指广大农村，这里的孩子文化精神食粮更为匮乏。每一次下乡演出，我们团里的演员都会感到震撼。”演员杨成说。

　　孩子们需要儿童剧

　　李珍兰是峨山县化念小学唯一的英语老师。在这所小学当了11年老师的她见证了这些年山里孩子们生活上的变化。“我刚来这里当老师的那几年，学生每周回家都是走着回去，后来家长骑着摩托车来接，再后来有开车来接的。这几年，国家减免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学费，学生的住宿费也是国家承担，学生每年还有1600元的补助，他们的生活水平一步步提高了。”李珍兰说。

　　当记者问学生们现在最需要什么时，她想了一会儿说：“现在，学生们最需要的就是能有机会看到儿童剧这种寓教于乐的演出形式，孩子们应该在快乐中学习。我们曾经尝试用情景剧的方式教学，但是能力有限，没有实现。”

　　从事儿童剧表演工作14年的中国儿艺演员马彦伟对儿童剧的意义有着自己的思考：“儿童剧带给孩子们的不仅仅是好玩，更是有情、有景、有爱、有声、有色的情绪铺陈，这种渗入少年儿童生活的戏剧元素，会激发孩子们对真善美的向往，儿童剧应更多地承担一种社会责任。”周予援在他的政协提案中提到：教育培养未成年人心灵美德的最好方式是文化浸润，以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对其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

　　还有很多孩子看不到演出

　　全国有那么多少年儿童，儿童剧院一年演出多少场才能让每个孩子看上一场？

　　近10年来，通过“经典儿童剧走进西部”“文化下乡”等活动，中国儿艺已在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四川、广西、贵州、海南等省区市的学校、福利院进行过多场公益演出。此次在云南，中国儿艺安排了32场演出，两个剧组每天分别演2场，有时要加演到3场，即使这样，当地还有很多孩子看不到演出。

　　马彦伟是云南人，他曾问玉溪的朋友：“儿童剧《特殊作业》在玉溪市演出8场，你们的孩子看上演出了吗？”他的朋友说，很多学校都没有轮上。这样密集的演出安排尚且不能满足玉溪这样一个中小城市的需求，更不用说广大的农村地区了。

　　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孩子大多有意愿却没有能力花钱走进儿童剧场，城市家庭中的孩子常常由于课业负担，有意愿、有能力却没有时间欣赏儿童戏剧。“创造条件让更多未成年人观看儿童剧、儿童电影，既是他们应该享有的文化权益，也是我们儿童戏剧、电影工作者奋斗的目标，同时也是各级政府、教育文化部门的重要职责。”周予援说。